今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2月下旬以来，中国官方再度掀起学习雷锋热潮。虽然雷锋精神近年来一度无人提及，但雷锋却一直被视为跨越不同时期的道德楷模。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被歌颂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改革开放后，官方也多次高调号召全社会继续学雷锋，如1982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1984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90年代“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等。1990年江泽民还专程到雷锋墓前三鞠躬。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是极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得到了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并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从来不曾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电视剧经久不衰，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
　　眼下再度提倡学习雷锋，其时代背景则是市场经济大潮荡涤下的道德大滑坡。从小悦悦事件，到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危机、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乃至几乎失控的腐败现象，都在警示我们社会溃败的现实风险。
　　但问题是，学习雷锋真能解决问题吗？
　　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解析问题的根源所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经历长期探索，我们承认了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其一，消费者需求不仅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通过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费者需求的（信息问题）；其二，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而言，计划经济剥夺了他们的积极性，无法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激发微观主体的热情和创造力（激励问题）。因而计划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
　　市场经济则相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干预，微观主体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会促使社会整体效率最优。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法律环境。
　　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就是创新和承担风险，而财富则是对创新和承担风险的回报。正如哈耶克（Hayek）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激励问题”与“信息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巨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但是，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哪些问题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主要有两点，而这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 重大项目、行业进入壁垒等等。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官员腐败愈演愈烈——就像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的，“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物价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央企本身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司法不独立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对法院缺乏信任，很多群众遇到问题不去法院而是去上访或诉诸群体性事件。在追求稳定与和谐目标下的短期化行为，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不仅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纠纷双方都要想方设法搞定法官），而且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与此相关的就是“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也就是说做了坏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而且量刑也受很多人为因素左右。对财产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来出现移民潮这一“弃船效应”的重要原因。
　　由于政府的唯GDP导向，地方政府往往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视而不见，甚至成为幕后的保护伞。大量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都是媒体揭露的，而不是执法或司法部门的努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权贵阶层最喜欢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为财富提供了放大机制与合法化机制。可以说，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为权贵阶层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0.47，与美国相当。但是由于其中灰色收入每年高达5.4万亿（王小鲁，2010），这样的两极分化程度是很危险的。
　　可见，引发公众不满的腐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都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缺乏法治和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即使在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也是缺乏信任的结果，而信任的缺失又源于法治的不彰。
　　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雷锋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首先，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其次，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喜欢写日记的李薇牵出了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等一长串高官，这些案例都以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贪腐主要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缺陷。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复。
　　雷锋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对道德的迷思。这种迷思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体制。
　　黄仁宇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仅此而已。在现实中应远离雷锋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说句极端的话，雷锋、包青天都是国人精神的麻醉剂，让我们失去了思考制度改进的能力，掉进了道德治国的陷阱，总是眼巴巴地渴望下一个包青天的横空出世。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悖论：一个社会越是高呼道德万岁，结果就愈加可能是“礼坏乐崩”。老子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的就是这样的深刻道理。道德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绝不能把道德当成治国的“工具”。
　　以道德为主、法治为辅的“德治”已为历史一再证明此路不通；以道德代替法治，更是危险的选择项。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主流媒体对“现代版”的包青天和雷锋的颂扬，却始终不敢直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温家宝也一再呼吁“必须从制度入手，改变权力过于集中而得不到制约的现象”。
　　胡适先生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政府可以重视道德问题，但千万不能再陷入“以道德代替法治”的历史旧轨，我们必须汲取两千年来的历史教训：道德只是目标，而不是治国的有效工具。求解道德难题，必须跳出道德求道德，必须从信仰和法治两个维度切入，否则不仅是口号治国，更会在道德迷思之下越陷越深。
　　雷锋可以学习，但切莫把“学习雷锋好榜样”当作体制缺陷的遮羞布。否则，我们只会失去更多体制改进的良机。
　　                                                                 资料来源：FT中文网